基督教文化与苗族的命运

——浅析滇东北苗族和苗族教会的现状

吴成学

引言

“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作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1]可见，一个对上帝无知的民族，难免被上帝弃掉，一个不尊上帝为主为圣的民族注定没有前途。苗族这个原本生活于富庶平原，与炎黄子孙同属华夏民族的古老民族，曾几何时，几乎被世界忘记了，为什么呢？

关于苗族的先祖——蚩尤的记忆，现今只能依据零星的汉字史料及苗族古歌映影脑海。苗族这一称谓也因时代潮流的更替而变化，由“九黎”、“三苗”、到“南蛮”或“荆楚”，现今有“自称‘牡’、‘蒙’、‘摸’、‘毛’，有的地区自称‘嘎脑’、‘呆雄’、‘带叟’、‘答几’等。至于他称，历史上曾按其服饰、居地等方面的不同，在‘苗’字的前面冠以不同的名称，如‘长裙苗’、‘短裙苗’、‘红苗’、‘白苗’、‘青苗’、‘花苗’等”[2]

一个民族为何有如此众多的名称、支系、语言？因为她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沉浮、血泪相织的征讨迁徙史。在被征讨的过程中他们被迫迁徙，在迁徙中他们渐渐蜕化。而今，这个“若周衰，其必兴”的先进民族“龟缩在乌蒙山中，虎狼为伴，接绳刻木，刀耕火种。而且，千百年的战争，磨平了他们的斗志，他们敢于驱虎逐豹，却又甘于作牛作马，实在忍不了，‘便一担挑了全家妻儿，连夜逃走。’”[3]这支寄生于乌蒙山区的民族是苗族支系中命运最为悲惨的大花苗，在地主、土司的铁蹄压榨、剥削下过着非人的生活。然而奇迹出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上帝格外的恩典临到了这个苦难的民族，被誉为“苗族救星”的欧洲十大传教士之一——英国循道公会牧师——伯格理的到来，使“儒教二千年未能涉足，基督教文化二十年即改变了苗族社会”[4]自此，苗族在滇黔川边由从属地位转变为引领其他民族共同发展的主导位置。可现今以石门坎为中心的苗族文化又跌落到了现代文明的边缘，苗族正在构建和谐社会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浪潮中苦苦挣扎，依然有三分之二的苗族同胞挣扎于温饱线上，这又是为什么？

本文探讨的对象主要是居住于滇东北地区的大花苗族，这里的地理范围为云南省昭通市所辖的十一个市、县：昭通、彝良、大关、盐津、水富、绥江、永善、威信、镇雄、巧家、鲁甸。

本文主要从基督教（指基督新教）信仰的角度进行探讨。第一部分简介苗族历史。第二、三部分论述、剖析苗族的现状。第四部分综合第二、三部分的分析，提出审时度势的举措。

一、苗族历史概述

苗族先祖——蚩尤最早生活于今河南、胡北、安徽、江苏、山东等省的黄河中下游以南，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阔而肥沃的土地上，他们“凭借天时地利，最早进入农耕，较早发明了铁器，率先运用法律。”[1]约距今5000多年前，“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联盟，与以皇帝为首的部落联盟发生冲突，在涿鹿大战中九黎败北，蚩尤被杀。九黎部落部分融合与炎黄部落，另有相当大的部分向南迁徙。到尧、舜、禹时期，定居与江汉平原的九黎遗属又发展起来，形成了新的‘三苗’部落联盟。华夏部落不断向三苗发动进攻，虽然经过长期的抗争，但是最终在禹的征伐下，三苗部落联盟的实力被彻底削弱，并分化瓦解，大部分部落离开江淮和洞庭、彭蠡之间的平原地带，避入山林沼泽，开始向西北和西南山区迁徙。商周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三苗遗存于其他部落一起被称为‘南蛮’或‘荆楚’。从周昭王开始，对荆蛮进行过多次征伐。南蛮集团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楚国的主体居民。从春秋战国至秦汉魏晋南北朝，由于战争、政治、经济等原因，苗族先民继续经历着大幅度、远距离、长时期的迁徙。迁徙的主要方向是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结果是分布于湘西、鄂西、川东南、黔东北的武陵五溪地区，并开始进入黔北、黔中、黔南、黔东南、黔西南、川南以及广西北部。‘安史之乱’以后，特别是唐后期至五代，由于战乱，大批苗族先民背井离乡，形成一个新的浪潮。武陵五溪一带的苗族又有一部分进入贵州。其中有的经贵州、川南和桂北向不同方向迁徙，远达云南，使黔西北和滇东北开始有苗族定居。元明和清初，由于民族歧视、民族压迫、连绵不断的战乱、灾祸及对苗族同胞的频繁征调，进入贵州的苗族部落又继续向云南迁徙。他们进入云南主要有三条路线：一是经黔西北威宁一带迁入滇东北及武定、禄劝等县；一是经贵州安顺，由黔西南兴义等地到达滇东南今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和滇南；一是经四川南部均连、叙永等地南下进入云南东北威信、彝良等地。因为迁徙的时间、路线及落脚地不同，加上长期处于西南各自闭塞的环境中，致使滇黔川苗族支系繁多。从语言使用情况看，大致可以分为苗瑶语族苗语支川黔滇方言的滇东北次方言与川黔滇次方言。[2]

朝代的更替，社会的进步，并没有使这个苦难的民族翻身把歌唱。清末，正当中国饱受着各帝国主义瓜分，进行殖民统治，惨遭蹂躏、抢夺之时。滇东北的苗族也在汉族地主、彝族土司的皮鞭与叱呵中，过着牛马猪狗都不如的生活，他们不仅肉身受到辖制、要挟，且精神受到摧残，思想遭到扼制。他们也曾多次反抗、起义，但因无知识（主要是不识字），被汉族先生欺骗，因此有“石头不可作枕头，汉人不能作伴头”的理念。在清军及地方势力的围攻中，惨遭镇压、屠杀。一次次的失败磨平了苗族同胞的斗志。他们勇于同豺狼虎豹争斗，却甘于为牛作马，实乃思想、意识的麻痹也！人一旦思想麻痹，意识模糊，结果必遭受苦难、败亡。然而用基督教的话说，苦难的背后是上帝的祝福。苗族同胞苦尽甘来，经几千年的悲壮迁徙后，苗族迎来了几十年的复兴、旺盛。这一切缘于基督教的传入，宣教士的付出及苗族同胞的齐心协力。昔日海外信件只需写“中国石门坎”就能在清末就设有邮局而今依然没有的西南苗疆——石门坎收取，这个昔日最低等的民族，一时跃升为基督教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及中国文化的传播者、缔造者、传承者，实乃神的大能，确实是神迹、奇事。而今，这个“海外天国”、“锡安圣地”已杳无音讯，再一次的跌落到文化的边缘。从社会的常规发展、沿革来讲，今天，苗族应当是社会各个阶层、领域中的佼佼者。可适得其反，苗族在这个科技、文化多元化、多极化的二十一世纪里衰退了。用一个曾到过苗邻山区的人的话说，“好像又回到了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农村一样”，可见这个差距之大，不是用年限就能表达的，而这一差距中思想、认识的差距又有多大，谁能衡量呢？敢问，苗族的发展之路在何方？

二、借古引探苗族的现状

苗族在历史的变迁中由辉煌、昌盛转入萧条、败落，由平原迁到丘陵，再转入层峦迭嶂、连绵起伏、深沟险壑的大山老林——乌蒙山中。在这个“抬头朝天是白日，弯腰看底是夜间。隔山说话听得见，走到面前要半天。”的隆升强、切割深的陡峭、磅礴山岭中。在这种“山高一丈，水冷三分。”且“清明不断雪，谷雨还打霜”又“夏有阴雾细雨，连月不开；冬有凌冻冰雪，封山半年”的“四季无寒暑，一雨便成冬”的恶劣气候里。在这种“屙屎不生蛆”的土壤为PH值在3.9～5之间的强酸性土质中，“洋芋好比核桃达，苞谷只有辣椒粗，耗子进地跪着吃。”是对出产作物的最佳写照。因此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苗族同胞的生活可谓“春种一坡，秋煮一锅。”[1]“在旧社会里，苗族居住的条件极差，住房多为土木结构的草房，一般是两间，一间为人住，起居、饮食、待客都在这一间，另一间关牲口。由于人畜同住，臭气熏人，极不卫生，只因贫困所迫，无力改善。有的苗族住的是‘千柱落脚’的杈杈房。这种房子是用几根木棒插地为柱，上绑几根木棍，以茅草和松枝盖上即所谓房子了。更有甚者，还有的苗族住在岩洞和岩脚的。他们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赤贫者，他们的全部家产仅有一口铁锅、一个饭锅、一把斧头、一把砍刀、两把挖锄，之外再无别的什么。”[2]而且“一场恶劣的气候就会导致颗粒无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从来不知道着着实实的一顿是什么样子。饥饿、苦难、死亡是普遍现象。他们的小孩子一开始就面临着低落压抑的人生。”[3]哪怕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苗族同胞的生活依然非常贫困，他们发展的步伐就像蜗牛行路一样迟缓。导致苗族贫穷的原因除了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因素外，我们再看以下几种现象：

1、思想滞后  意识模糊

这一滞后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寨老制和原始宗教信奉上。至今“滇黔川边苗族各支系，（都）不同程度地保留着由氏族社会延续下来的寨老制度。……寨老制度以一批民间自然首领为执行者，在整个群体都属于被统治阶级的情况下，有效地维护着苗族社会的运转。这套制度在黔西北、滇东北保存比较完整。因此在基督教传播的过程中，往往出现这种情况：即寨老信教，全寨都信；寨老反对，全寨不信。”[1]在传统而封闭的苗族村寨中，不是以文化知识的高低及当地的执政掌权者（村级干部）来断定是非、处理事件，乃是以村中最年长者为最高威信。一般都由古稀（七十）之年上德高望重的老人担任，花甲（六十）之年上者参与讨究、定案，不惑（四十）、天命（五十）之年上者可旁听、学习，其余人及妇女、孩童只能等候结局。每一寨都由这样的一群老人，不论是鸡毛蒜皮的琐事、家务事、婚事、丧事等村寨间的纠纷都由寨老处置。在旧社会里，寨老还有生杀予夺的行政权力。当然我们不否定先祖们寨老制的优越性，因为在那样的时代里，老人必定经历的事多，见多识广。可进入二十一世纪信息时代的今天，苗族村寨中那些以老卖老，而已被淘汰的未开化之人还时而嗷嗷待叫地咒骂子孙无道——背叛苗族先祖。实乃不幸啊！受这一传统体制的影响，现今的苗族办事有的局限在家族，有的在整个寨中，都要找老人们商议，自己的议案只是一个参考，而由老人们共同定夺。所办的事若局限在乡村里，苗族社会中，那还基本过得去。可若超出了乡村范围，进入车水马龙且繁华的大都市，那就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了。为何这么说呢？因为很多老人都没进过都市，连汉语都不会说，也听不懂，别说现代化的信息高速公路——电脑，就连车、电话、电视等日常用具都闻所未闻，哪能指导别人做事呢？然而苗族就是脱离不了这一“习俗”。“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是苗族历代的遗训。认为不听老人的见解、主张，就是欺师灭祖。同胞们哪，何时才能醒悟啊！

另一原因是原始宗教的信奉。“在基督教传入之前，滇黔川边苗族信仰自然的原始宗教。其崇拜对象是自然神，主要宗教活动为驱鬼避邪、祭神叫魂等。人们普遍信鬼神、敬天地。男性、女性巫师在社会生活中相当活跃，除宗教迷信活动外，部分巫师还按照传统经验用草药为群众疗伤医病。……苗族先民认为‘万物有灵’，每个苗族寨子都有一座神山。……而在比较重要的宗教仪式中，莫过于对门的崇拜”[2]现今凡没有被基督教影响的苗寨及家庭皆有这种“祭门神”的祭祀活动。

“祭门神”“又称‘祭门坎猪’。多数是祭主家某人有病时，用小猪许愿，到时，以小猪作祭品，以示还愿祈求免除病灾、保佑六畜兴旺、粮食丰收、家人平安。”[3]约二十年以前，我家都一直在作这种祭祀活动。活动从傍晚时分开始，全家人不许出门，也不容外人参与，除了锅是铁的一律用木、竹制用具，将一头小猪杀于承受门的侧柱下方挖好的洞，把血、猪鬃、粪便等杂物填埋于此。将洗净的小猪切成块状连同心、肝脏、胃等煮在锅里。待熟，一家人默不作声地分享“圣宴”，骨头丢入火中焚烧，宴席终结时，其他人可睡觉休息，但父亲及长子要留下来，站在门后，拿着祭品（所有素食与肉）一点一点地放置于门下，嘴里不停地念道：“门啊！我们敬重你，要把疾病挡在外，要把疾病当在外，要把伤人的闲言挡在外，要把所有害人的东西挡在外。”[4]随着黎明、曙光的来临，仪式才结束。这种传承式的祭祀已成为苗族的一种文化习俗，无所谓浪费资财。可请巫师来跳场、医病、赶鬼，那真可谓人财两空。

那是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事，我们家族遭到莫名的瘟疫——人一个接一个地病倒，五谷连年歉收，家畜肆意死亡，且什么处方都无法医治，即一股邪恶的灵挟持、操控着我们。在老人的劝说及万般无奈之下，（因为我们很久没有祭祀祖先了）父辈们请了一位据说是非常有能力的巫师，帮我们家族敬祖、避邪。那时因为小（十一二岁）的缘故，没有恐惧、忧愁、烦恼，自己和伙伴们穿梭、追逐于熙攘的人群中。那巫师一到我大伯家（一般都在长子家进行），就被请坐于堂屋正厅之位，他不停地时坐时站，跳着“舞”，摇头晃脑，口中念念有词。我和小伙伴们不时地去观望，并学着吟唱、跳“舞”，在大人们的叱呵中，我们逃走了。巫师在大伯家跳唱了三天三夜，而所来观光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只要求带着嘴来吃。这期间，凡我们三家（我爸他们三弟兄）的粮食、牲畜、家禽统统照巫师的吩咐，全部用来款待客人，而且不能有任何的保留，否则将前功尽弃。巫师说我们这样彻底的“奉献”之后，必大得祖宗的赐福，必五谷丰登、人气旺盛、飞黄腾达、应有尽有。不用说大家都知道，那年我们三家都负债累累，更加穷困潦倒。

现今 ，没有福音临到的苗寨，巫师依然主宰着苗族同胞的命脉。他们用烧胎、叫魂、卜米卦、看蛋、掐草、看香、喝仙水等迷惑、掳掠、鱼肉百姓。苗族的消费用在鬼上，死人用的比活人多，这是一项沉重的物质负担。可见，思想的滞后，意识的模糊，错使苗族人民越贫穷越祭祀鬼神，越祭祀鬼神，也就越加剧了苗族人民的落后，就越阻碍发展的步伐。

2、知识浅薄  目光短浅

苗族在长期的逃亡、迁徙中，祖先原有的文化知识，随时代、地点的变迁而被埋没、冲淡、遗弃。及至柏格理进驻苗区，以石门坎为中心，倡导并实施“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之前，处于最低等，被当作“娃子”的苗族同胞，根本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于是就使得这个民族成为“晦盲否塞，蠢如豕鹿，习俗特殊，或崇拜禽兽以为神，毁伤肌肤以为饰，食肉衣皮而不知耕作，穴居野处而不能营造，殆未脱野蛮社会气象。”[5]仅有两位相当于初小学历的“读书爷爷”。苗族大都不懂也不通；不愿意，也根本没机会读书、识字。然而，自苗族人民“龙年得道”（1904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教会学校为苗族培养了大批人才。“据不完全统计，有华西大学，云南大学，中央大学，蒙藏学校等大专院校毕业生和肄业生共约三十余人，在石门坎初中入学的学生五百多名，培养小学生四千多人。（2/3的苗族能通读《平民夜课读本》共四册，基本上达到了扫盲。）20世纪50年代，这里的尖子学生可以直接推荐到中央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知识分子继续为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卫生或科学事业服务，至今仍有一批石门坎人才在政府、学校或科研机关任职。”[6]短短的几十年，是什么力量促使苗族以如此积极的心态全民性的投入文化教育？是被压抑已久的身心?是牢笼、困惑苗族同胞的精神枷锁?是不平等的地位?是的，是自由平等，翻身做主，和平共处的强烈欲望。更是上帝的爱和怜悯与拯救，是信仰！是耶稣基督！

鲁迅曾这样说过：“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身心灵深受抑制的苗族，在几千年的沉默之余，在神的光照之下，如雨后春笋般地在短短几十年中崛起，进入前所未有的辉煌、兴盛，这不是用人的理念就能解释的现象。这乃是神的大能，神的作为，神的奥妙！

然而，自1949年7月7日石门坎发生六级以上大地震，一大一小两处教堂等许多建筑顷刻化为废墟。我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无神论者执政、掌权建国之后，对一切帝国主义、外来文化的仇视、抵制，以至把基督教当作“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工具”而受到扼制，传教士被勒令遣散回国。中国的传道人、基督徒被扣上“二毛子”、“帝国主义的走狗”等头衔。拒绝国外差会的供给，一律断绝与国外的联系，倡导并实施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原则办教方针。本来就经济薄弱、人才缺乏的苗区教会渐渐走入低谷，走向萧条。紧接而来的“三反”、“五反”，以及“文革”的肆意冲击，使这个“摇篮”中的新生婴儿悄无声息的夭折了。这一阶段，许多人背教、叛教、反教，传道人被批斗乃至残杀。以石门坎为中心的循道公会几乎销声匿迹了，（其实并非如此）而以葛布为中心的内地会却蓬勃发展起来，至今一直主导着苗族教会，为什么？又能主导多久？苗族的将来如何？将在第三点做出论述。

苗族对个人、家庭及子女没有一个宏观的计划、调控与展望，对人生不会精耕细作，一切都是随之任之的自然主义者。多数都是根据传统、习俗，时期、节令，日出而作，日夕而休。用老人们的话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而我要说，意识形态决定生存方式。即思想、意识、认知都束缚在传统理念中，不循规蹈矩才怪呢。苗族对待子女一般都不会严格要求，小的时候舍不得管教，长大了管教不起。对于求识读书，很多人都只求能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一则读书费用太高，“盘不起”，二则读书没用，不能当饭吃，还不如早点回家锻炼——搞生产。在我于我们村中心小学代课的四年（1998—2001年）中，每一期开学，全体老师，有时加上村委会，都要花一两周的时间去求“学生”来读书。苗族自信心小而自卑心强，心思狭隘而倔强。性情都比较柔弱、温顺，因此很少沾惹是非。别人的欺压、歧视多为忍气吞声，但忍无可忍之时，爆发出来的怨恨、怒气便有排山倒海之势。苗族一般不会规划自己的生活，许多苗寨都没有厕所。房前屋后都圈养着牲口、家禽，加之不会打扫卫生，整个住处一片污秽，臭气熏人。苗族几乎没有房间，直接在屋内摆设床位，再在楼上设置。对所住的房屋，隔三五几年就要大力修补一次，或从新建盖。几根木棒，几捆草就解决问题。

以上种种问题、现象，归咎原因，乃在于视野的狭窄、知识的浅薄、目光的短浅。实乃不幸啊！

3、陋习复苏  酗酒成性

苗族有这样一句话：“苗族不跳花，麦子不扬花。”这“跳花”是什么意思呢？史书记载“……孟春和男女跳月，择平为月场，皆更服饰装，男编竹为芦笙，吹之而前，女振铃击于后，以为节，并肩舞蹈，终日不倦。”[7]“跳花山”（或称“跳花坡”、“赶花场”）是苗族青年男女浪漫的自由恋爱方式、场所。而由此派生出来的“踩月亮”、“宿寨房”就是一些导致性混乱的场合。虽然这些地方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天地，但是在这种原始的民族意识中，在这种生殖崇拜的原始宗教影响下，在没有很高的伦理道德约束之中，婚前性自由、性泛滥是至今阻碍苗族进步的一大难题。因为这样的场合中不可能只有青年人，未成年人、有家室的人乃至老人都混杂在其中，“享受”着原本不属于他们的“天伦之乐”。这样就造成多情人、早孕及家庭不稳定，离异等之类的事常常发生。“这样一来，这个民族社群就成为一个没有秩序的社会群体。一个社会或群体没有秩序必然导致混乱，混乱必然导致不稳定，不稳定必然导致衰亡。”[8]

现今，这种形式已变异：“踩月亮”变为“转公路”——年轻男女在村寨间的大道——公路上约会、恋爱、游玩；“宿寨房”转换为“跳舞”——集中在一个不固定的家庭跳交谊舞、迪斯科等现代自由舞。这个家庭通常是父母比较开明，子女人缘好。这里多数只为年轻的未成家的男女所拥有，不到这个年龄或在这圈之外的人，也会自讨没趣地靠边站。然而，这些刚进入青春期（十五六岁）的善男信女们，这些含苞欲放、初展头脚的花季少男少女们，对异性的朦胧、吸引、挑逗、蠢动无所不在、无所不求。造成“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致使以身试“法”，酿成早婚、早孕的现象相当普遍。

现在，在还比较原始、传统的苗族村落中这一“变异”了的陋习还很“野蛮”。年轻的男性青年（不管结婚与否）进入这样的村寨，他们都会用“她们”特有的“好客”来“款待”这些年轻人——夜幕降临的时候，村里的姑娘们都穿着漂亮的衣服不约而同地来到你所落脚的那家，从窗户、门缝打探、观望、欣赏她们的“客人”，或会有事无事地进进出出，向“客人”展示自己的风姿、韵味，向“客人”发出挑逗的信号。待主人发话，便主动地来拉“客人”出去“踩月亮”。这种“一夜情”什么责任都不用付。第二天你不认识我，我也不知道你，除非是双方都有相好的意思，“一夜情”就会升温为“友情”马上燃烧至“爱情”。待感觉彼此不合时再分开，而这一整过程“性”从不间断，因此未婚先孕、早孕、堕胎在苗族社会中非常严重。有不识抬举者，不随之“踩月亮”的“顽固”之人，会被村民、寨老们所藐视、讥讽，用他们的“文化、习俗”贬斥。跟着去“踩月亮”了的人，若不“动”那姑娘，要么她会因为感觉自己没有“魅力”，不如同伴而自卑地哭泣；要么她会咒骂你不是男人，不仅会被冷落，反而会遭你想象不到的愚弄。年轻女子进入这样的村落，大家可以想象会被他们的“好客”蹂躏成什么样子？

这种“野蛮的待客之道”我只能撕心裂肺的急呼“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9]这一陋习误导、左右、捆锁着苗族的身、心、灵，是苗族发展缓慢的罪魁之一。

另一不良现象是：酗酒成性。喝酒不是坏事，但喝多了就办不成事，反而碍事，也就成了坏事。作为苗族子孙的我深有体会呀！在《溯源碑》或《苗族信教史碑》中说：“苗族信教以前……生活浪漫，酗酒成性。别的民族歧视耻笑，自己还不知道。”[10]不仅在原来，现今这一陋习依然非常严重。苗寨的十个男人中，有九个会喝酒，七个嗜好，五个滥醉，三个见酒就醉。而妇女、姑娘们较以前，相对于男人，这一方面改的非常好，十个女人中，有三个会喝酒，一个醉酒，几乎破除了这一嗜好，成为男人们的典范。为何酒对苗族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渲染力、束缚力呢？从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来讲，因常年居处于寒冷的恶劣气流中，而酒能热身御寒，这是一种自然需求与反映。从外因来讲，在旧社会苗族居于附属地位，因所侍奉的主子——彝族土司等都是“酒文化”的传承者，用酒供奉祖先，自己嗜酒成性，当然也就要求自己的“奴隶”也有共同嗜好以表对先祖的尊敬，对自己的敬畏而要求苗族每家人都酿酒、酗酒。从内因看，由于长期的压抑、捆锁，酒就变成苗族无的放矢的宣泄工具，酒渐渐成为苗族的精神依靠。而今，这一宣泄工具经长年累月的积蓄，已麻痹、牢笼着苗族的身心。这支生于身外的性情却移置于苗族的精神中、灵魂里。使这个原本就贫穷的民族更加的贫困。苗族人一般以能喝多少多少酒为荣，以醉垫底，以时间的长短为优胜者。这里不是说他们的酒量大，长时间都喝不醉，而是无视生命、无目的、无时间、无休止的狂饮滥醉。

苗族的男性喝酒一般没有时间、年限的约束。记得我很小就会喝酒，约八九岁时就醉过一次，真正到狂饮滥醉是在教书那几年，由于只是代课老师，待遇上非常微薄，地位上经常受到公办教师的轻视与排斥。而当时我们几个代课老师都非常的优秀，一个带毕业班参加小升初升学考试拿到全县前三名，几乎轰动了整个县教育界，还上了电视。我呢，在九九年的全乡语文讲课竞赛中获过二等奖，也引起了乡教育人士的轰动。可命运就是捉弄人，我们这群兢兢业业，忠于职守的“老师”却是公办教师加官进爵的“基脚石”，永远的只能埋没在地底下。一种不平与不相称袭击了原本单纯的我们。我们开始喝酒，撒撒怨气。校长也深为“同情”地带着我们喝。渐渐地喝酒成了我们的习性。学生呢，谁还管那么多，我们得过且过地度着受人尊崇的“老师”生活，其实内心不知有多少的无奈与挣扎。与其这样浑浑噩噩的度日，不如另谋生路。因此，当初我报考云南神学院不是信仰托付的缘故，仅只作为生活的一个“踏板”。然而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当我靠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时，神却借着这个“踏板”引我到了另一种境界——永生的天国里，看到的不再是不平、不公与不满。而是神所赋予我的使命与责任——用基督的爱去铲除人性的败坏与撒旦的诡诈。是神，是主基督耶稣使我“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11]

苗族喝酒就如抽大烟一样有隐，不会分时节与节令，就算是在繁忙的阳春三月，只要有一两个朋友凑巧聚集，或借故也要去找酒喝。一喝就不管白天黑夜，天昏地暗、头昏脑涨。因此多数的苗族都有头部、肠胃、肝脏等不同的疾病。

前面我们提到，苗族不善于教导子女，任由他们成长中的见闻、爱好、习性粗鲁地长大。从小大人就给孩子们灌输不良的陋习，如婚姻、烟、酒等。还自以为是地教导子女——这是苗族的形象与样式，而苗族优良传统中的、有标志性的芦笙舞，则遗落了。一般孩子长到十四五岁，有男、女性的特征之时，也正直发育、长知识的黄金时段，性和酒就开始泛滥，这二者交织在一起，同时并存，无所谓先后。特别是在苗族传统的“花山节”中，最为活跃；过年及婚宴也很突出；办丧事也是苗族聚集酗酒的时机。

透过以上现象，我们可看到苗族骨子里的本质是什么。苗族的现状让我心寒，让我不知所云。让我忍无可忍。我们若再不实施如日本“明治维新”般的决志与理念，我们苗族很快就会退化，被社会遗弃。“文明人”就只会以考究的方式，让天下人谈笑这个“稻文化”的开拓者。

三、苗族教会的现状

几乎同时传入西南苗族山区的基督教派有循道公会和内地会。循道公会是基督教新教卫斯理宗之一，原为英国国教圣公会里的一派，后逐渐独立为一个宗派。卫斯理宗也称卫斯理派，或循道宗。由约翰·卫斯理（1703—1791年）和查理·卫斯理兄弟共同创立。受非洲大布道家里文斯顿传通一个民族的事迹影响的伯格理信奉的正是这一派别，他带着使命来到西南滇东北重镇——昭通，开始实践他的心愿。当在城中宣道艰难时，他首选了彝族作为实现理想的突破口。可很快他就否定了这一计划。正当他弥思苦想时，四位穿戴破烂、蓬头垢面的“山里人”揣着内地会牧师，在安顺传道的党居仁的信函求见伯格理。伯格里被他们殷勤读书、憨厚纯朴的求知欲和性情所打动。当成百上千的苗族如潮水般涌入昭通城时，伯格理感到离他志向的实现已不远了。当伯格理深入苗族山区调研、探访时，使命感与责任感让他进驻了苗区，并为苗族的发展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当他发现这一民族有许多的陋习与污秽时，是上帝接着他改变了苗族原始的丑陋。因这一宗派“本身又是一个道德化宗派，他强调遵守戒律是最重要的条件，因此，他十分反感苗族自然宗教支配下的自然状态，而在传入之初便致力于建立人的自律状态。因而酗酒和婚前性自由，便是基督教首先需克服的‘两个最大的罪恶’。”[1]当然要改变一个民族的不良习惯，不是条款、典章就能约束、制止的。但如保罗所讲“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4：13）在神的大能下，在伯格理的筹划中，“跳花山”被拥入苗族优良习俗的节目和各项体育运动的“同乐节”所取代。酗酒由“节制会”和“改良会”督促、考验。性自由则采取“配茶”的仪式，严格规定男女的婚龄（男20 岁 女18岁 ）“在基督教道德的约束下，苗族社会结束了生活的无秩序、无目的的自然状态，建立了有序、有目的的禁欲主义生活原则，从‘他律’到‘自律’，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循规蹈矩者’。”[2]从而使苗族人民从愚昧、放纵、无知的受人歧视的低等、卑劣民族跃升为西南地区其他民族的引领者。聚信仰、知识等中西文化为一体的传承者、颂扬者。

内地会于1865年戴德生在英国创立。是个超越宗派，超国籍的世界性宣教组织。在十九世纪末由党居仁牧师以安顺为立足点向各少数民族传福音。在上帝一次奇妙的安排中党牧师接触到了苗族，并用他的言传身教，救助、吸引了苗族大量的归主。内地会也同样建学校，教书育人。但仅办小学，读书的目的只是为能读《圣经》。用斐中谦（续党牧师在苗族地区传道的内地会传教士）的话说：“知识是罪恶，知识越少越好。无知无识才是人们顺从和忠心的保证。……当苗族人没有文化的时候，他们把《圣经》捧在胸前，有了文化，就会把《圣经》踩在脚下。”[3]他后面这句话，结合苗族的现状，真是一语中的。

循道公会与内地会的不同宣教理念——“循道公会重视教徒的世俗生活和社会实践，内地会重视教徒的宗教生活与宗教体验。”[4]很快就见分晓。建国后，以石门坎为中心的循道公会渐渐走向衰亡，而以葛布为中心的内地会几乎席卷了滇东北所有苗族教会。今天依然主导着这里的苗族教会。以下这几点正是前面第二2点待续的内容。

1、固守传统

前面我们提到，苗族在长期的迁徙、逃亡中，自身原有的文化、性情、思想渐渐被遗弃、丢落。取而代之的是寨老制及巫师的维护和束缚。给这个原本就敬祖尚古、崇巫怕鬼的民族因没有自己的文字传承，一切都在老人们的传讲中，代代相传，世世述说。久而久之，这一理念就在苗族中植根、繁衍。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苗族教会，大家就能略知一二。

苗族人的思想很传统，也很执著。因此当教会大遭迫害，身、心、灵又一次遭到摧残、折磨、掳掠时。苗族人民的精神再一次的崩溃、绝望了。而内地会的这种铸造灵性的以唱“灵歌”、跳“灵舞”为主的“喜乐礼拜”对原本就爱唱、爱跳且崇尚巫术的苗族又是多么大的吸引。当然，我不是在贬斥这里蕴含的“灵性”渴求与通过这样的方式与神相通。相反，“循规蹈矩者”的以知识、理性来开拓、发展的循道公会则失去了“灵性”。且在迫害中，以石门坎为中心的循道公会遭受最为严重。受原始宗教的影响，时事的冲击，大量的真正的苗族教会领袖被捕，乃至遭害。时而大批的、不了解圣经而很会鼓吹的“半桶水”传道人、基督徒肆意宣讲福音及末世论，使这个只靠传说续古的民族更加恐慌而更要遵守传统信仰，独尊传统信仰。教会的这个传统信仰就是内地会开创的“喜乐礼拜”。现今，昭通市十一县一区有98%的教会遵崇“喜乐礼拜”。且已根置于她们的心中，若超出这一“形式”一概被否认、拒绝。

读神学近五年以来，我和同工们也走访了昭通的大部分苗族教会。教会中弟兄姊妹的热心、爱心、纯洁及对灵性的饥渴，我们深受感动、鼓舞。但也发现，几乎95%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只热衷于“唱歌”，重点都放在“唱”上。星期天去做礼拜，都改称为去“唱歌”。圣经等灵修书籍仅只是装饰品，而歌本这类的歌集、歌篇塞满了一大包。大量的“文盲”基督徒则是凭着他们那超常而又习惯的“颂唱”进行礼拜。80%的教牧、传道人连一遍圣经都未读过。讲道多数都是讲圣经故事及自认的异梦、异象。当我们要求，要以圣经为主，多读、多看、多想圣经教诲时，90%的教牧都哑然。或当面认可，背地抬杠。因他们90%的人仅读了几年小学，更者是文盲。苗族教会一般都只根据自己的爱好——唱诗而礼拜。知道信耶稣得救，但更注重传统遗留的模式。

现在我感觉到了，滇东北的苗族基督教信仰有问题。参杂了太多的迷信、巫术色彩。教会开始趋于异端化，走极端。为什么呢？上讲台的人不讲圣经教导，而只祈求所谓的“圣灵”充满，便开始手舞足蹈的唱“灵歌”、跳“灵舞”，带动全会众唱、跳，谁最能激活全场欢悦、舞动，他就被视为最有“灵性”者，都被信众推崇，搞人为崇拜。这样的“礼拜”使心、情、欲都到了一时的释放、满足与快乐。谁还愿意放弃呢？

2、没有宣教异像  没有使命感  没有责任感

主耶稣在升天之前给门徒的遗训及托付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5]传教士们正是带着这一大使命，千里迢迢，飘洋过海，来到这异地他乡，乃原自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催促。而苗族只是在国外传教士的推动下才有宣教的异象、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是不争的实事。以石门坎为中心的循道公会之所以能延伸到云贵川边20余万平方公里的地域、民族，乃原于国外宣教士的宣教理念，而苗族传道人则成为实践者。内地会在苗区的发展几乎就局限在葛布、赫章两县。即宣教并非是苗族传道人从神授的意愿。怎么讲呢？看看今天的苗族教会你就不难理解了。

内地会重宗教生活与宗教体验，这种宣教理念、方式原本不错。凭“圣灵”引导教会，成了教会发展的唯一源泉。这种信靠的信心，在现在依然健在于威宁大松，已104岁的杨志诚老牧师就活灵活现。可对斗大个字不识的“文盲”苗族，加之自身爱唱爱跳，巫术盛行的苗区，又当别论。苗族本身就没有文化功底，知识非常的欠缺。视野又不够开阔，国外传教士在时基本能持守纯正信仰。然而，建国后，失去了依托又遭“时事”冲击的苗族教会六神无主了。不仅宣教异象、使命感和责任感遭冲击，连教会圣工也搁浅了。建国初到六七十年代，内地会之所以席卷了整个滇东北教会，不是他们内里的宣教理念的驱使，乃是“时事”的逼迫。四处流散，反而使“福音”得到了广传。所到之处苗族欣然接受，最大的原因也就在于前面所提到的、有点迷信色彩的“喜乐礼拜”。可改革开放直到今天，苗族教会不但没有发展，而是跟着大好的社会形势而衰败了。建国以前，苗族几乎都信主，可而今呢？据有关统计是占了苗族人口约一半左右。但根据我们实地的探访，苗族教会都在滑坡。名义基督徒，节日基督徒倒是不少。当详细询问时，不信主的人回答：“其实我们的父辈都信，可现在我们无法去信。”可见，教会有问题，人也有问题。信仰是自己的事，与他人相关吗？；教内的人则回答：“父辈都是这样传承给我们的，我们也就只能这样。”是的，观念没有得到更新、改变，肯定也就“只得这样”。

如此地遵从传统观念，哪里来的宣教异象呢？连自己都喂养不了，顾及不了，又哪能想到别人？又哪里来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然而基督教信仰不是这个样子，可滇东北的苗族基督教信仰就是这样子。因此，汉族带有蔑视、贬低口气地称之为“苗教”。

3、教会与神学生脱节

苗族教会这种“别的民族歧视嘲笑，自己还不知道” 的基督教信仰，不仅如此，还自得其乐、自以为是地“高人一等”呢？悲哀啊！保罗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6]然而现实中的苗族教会呢？，真的是在作无定向的奔跑，真的是在打空气，不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乃是随从情感、身心的需求，不仅传不了福音给别人，连自己也将被弃绝。为什么这么说呢？解放至2000年，滇东北苗族教会从未培养过神学生。新时代的第一位苗族神学生——张银忠，都是因为昭通教会所培养的严锡禹被四川神学院留用，后又调往金陵协和神学院任教之后，是作为昭通教会的替补才进入神学院造就的。2002年，从四川神学院毕业的张银忠成了并非由苗族教会选送的首位神学生。真实是苗族教会自己培养的神学生，是2005年毕业于云南神学院的五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我。06年又毕业了五位。我这九个同学中只有一个现今依然在他的教会服侍。整个昭通只有他们教会依然是循道公会背景——讲道是讲道，赞美是赞美。可在内地会背景的八位同学居然没有一个教会在使用，都因观点不同，不欢而散。乃至翻脸。这就叫人纳闷了？一起来看看吧：

（1）教会方面

传统观念使苗族非常守旧和迂腐，即只要是不符合他们所承传的模式，一概被否认、拒绝。异端进不去，正统也无法。尤其是当他们所“培养”（其实教会仅资助了一点皮毛）的神学生一进入神学院就开始或明或暗地对“传统”挑战时。很多教会都后悔“培养”了他们。就以我为例吧：入学前我的行为本来就卑劣，名声又不好。我们的牧师是冒着众教会的指责与毁谤，选派我入了神学院，为此我很感激他，但对他现在的处事我又很纳闷。为什么呢？他迈出了大胆的第一步，可现在又归缩回“传统”去了。用一句不太恰当的话说，当面一套，背地一套。即当与我们一同探讨苗族教会的发展前景时，言辞是那么的与时俱进。可真的要在教会实施时，他要么敷衍了事，要么一言不发，更甚要通过教牧商量、讨论再定。“传统”的实力和我们几个初出茅庐的嫩小子对比，我们无疑不是拿鸡蛋碰石头。不是他一个人，几乎所有滇东北苗族教会的教牧都这样。这种“明则保”的处事方法，让他游刃有余。出了事他即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好处来了，他也可以占大头。

前面我们也讲过，滇东北苗族教会的教牧普遍的文化功底都不高，见闻几乎都局限在山旮旯里。视野、观念、思想的局限使他们在“传统”里打转。他们的教会观念是“传统”型的，即必须有那样的“喜乐礼拜”才是“正统”教会。必须通过“喜乐礼拜”乃能表明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换句话说，这样的信仰模式，才是基督徒的生活。在他们的理念中，“喜乐礼拜”才是圣灵降临的印证。在三位一体中，传统教会特宣扬圣灵；圣灵九种果子中特强调——喜乐。更可恶的是思想较极端的人在宣扬：现在是恩典时代，不需要《圣经》，只要圣灵同在，得喜乐。也有人在借着“异梦”、“异象”宣传末世论。而上帝、基督宣扬的就少得可怜。他们中偶尔有人走出去，可心却走不出去，因而热心与爱心是间断性的，幅度很大。且教会基本是民主制，办什么事都要大家商量、研讨再说。因此教会一般都分为两派：保守派与激进派。保守派主要由以照顾“老人”为由的教牧及“顽固”的“传统”继承者；激进派则主要由神学生为主导的思想开阔的少量教牧及个别年轻人。一个人心志没有改变，行为怎能改变呢？一个不注重《圣经》的教会，又从哪里支取力量来改变呢？

礼拜的仪式与形式表彰信仰的虔诚与进度。我在思考，滇东北苗族教会现实所持守的福音，还是不是“福音”？能不能得救？然而，在这个问题里，上帝以沉默来回复我。我想，上帝不是要我们去争，这个不好，那个好；该要这个，不该要那个。而是要我们都回归《圣经》，在《圣经》中找答案。

（2）神学生方面

年轻人血气方刚，做事缺经验，易冲动，莽撞，对待事情单刀直入。几乎都是在按自己的主观认识开拓教会，也几乎都否定了传统教会。这是二十一世纪初滇东北苗族神学神生都几乎被教会拒之门外的直接原因。可庆的是，我们的认识、思想、办教理念又几乎都相同。间接原因呢，则是“权利”的问题。苗族教会非常注重传统权威，因此不可能让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孩子”指手画脚。而我们所坚持的就如保罗所言：“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着福音的好处。”[7]我们执着于《圣经》，强调圣经，认为只有通过《圣经》——神的话语才能改变和造就人。才能真实让人得生命，且得的更丰盛。然而，我们的强调对众多的苗族文盲基督徒来说，无疑是彻底的革新——反传统。当触及到其切身利益时，矛盾在不知不觉中被激化了。我们的强调原本没错，可弯道转急了，就难免出故障。弄得刚入教的信徒不知何去何从。唉！“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8]

滇东北苗族教会的办教理念是：要人得“喜乐”，以人为中心。人喜乐了，神自然也就喜悦。可基督教是以神为中心，凡事为神而作。意识形态决定思维方式，而言语行为又是受思维的掌控、指导，因此，苗族神学生的使命与责任是任重而道远啊！

四、苗族教会的当前使命

我们这种无休止的、各执己建的争论、分化要到几时呢？我们同事一位基督，可分道扬镳了，教会怎能不乱呢？我们都当放下我们所谓的“好”，共同展望基督的“好”，才是建立基督的教会，荣神益人。否则我们就是在打着基督的名义建立自己的教会，自己的权势，就真的会被基督弃绝。我们又当如何来“折中”这两个派别呢？以下几点作为参考：

1、打破传统  与时俱进

基督教不是传统的，乃是在历史承传中不断革新的先进宗教。是超世而入世的，是引导人得享生命的，是全能神主导一切的宗教。基督始终在社会的步伐之前引导人类归向神那光明而圣洁的国度。可今天的基督教，尤其是苗族所信靠的基督教，远远落后于社会，与时俱进成了一纸空文。那么，要改变这一实事，应当怎么做呢？

要打破传统。苗族由于诸多的因素局限，使其思想、意识、精神都受传统束缚，过着自欺欺人的生活。稍微年老一点的是保守、迂腐而固执的不愿从中脱离出来，认为不遵从传统便是欺师灭祖，忘本忘根。年轻人呢？受文化知识、视野的局限而找不到打破传统的突破口而得过且过、浑浑噩噩的度日。现代的苗族青年人既没承接传统，也无创新，弄的不伦不类。许许多多的优良文化习俗都变异、简化乃至扬弃了。

教会被一伙思想极端的人搞得人心惶惶，不知所措。神学生呢？抬不起头，教牧呢？不敢抬头。教牧也发现了问题，但不敢解决问题，怕得罪人。神学神呢，则因批击的太过猛烈而显得孤灯难明，甚至众叛亲离。教会乱乃是组织者和领导者在乱，乱，乃在于思想、认识的不同，各执己建。而旧的思想、体制在这个不断更新变化的时代是阻碍性的，因此一定要打破才行。我们实施的方案是：大力培养年轻同工，从信仰、知识、见识上给他们开启道路，让他们走出山村，到各地参观、学习，乃至打工。通过眼界来打破心界，通过实战来迎击传统。用科技、知识来消除巫术、迷信。用纯正而宽宏的基督教信仰来抵消以面带全的模式宗教。

2、教牧与神学生携手共进     

苗族教会不能再搞窝里斗，尤其是教牧和神学生。我们都应当为基督教会的发展而携手共进。我们都应当放下自己的颜面，共同去追寻神，以达到基督里的合一。当年伯格理要求苗族改掉陋习、酗酒，尤其是当禁止苗族吹奏芦笙时，苗族基督徒与那种“苗家不吹芦笙，五谷都不生”的传统理念的对抗是何等的艰辛，他们含着泪，硬是战胜了传统。可今天的苗族传道人，尤其是思想保守的老一辈传道人居然脱离不了传统的筐条。而我们思想过于激进的神学生也当谦卑自己，因地制宜，审时度势地继承优良传统，将民族文化融入基督教文化里，让基督教文化来引导民族文化，让拥有少数民族特色的基督教会为基督大放异彩。 只要教牧与神学生能携手，彼此的谦卑、顺服，新天新地的苗族教会指日可待。

道路是艰辛且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因耶稣已成为我们的人生导航，基督那恩典之门已我们开启，神的国度就在我们共同的携手之中。

3、开展双向教育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苗族要脱离贫困的面貌，受教是关键。可有了知识，就真的能改变苗族落后、贫穷的现状吗？事实表明，并非如此。伯格理之所以成功的实现了他的宣教异象——引导苗族全面归向基督，关键是信仰。是信仰的巨大变革带动了这个苦难的民族，是基督教信仰改变了苗族，引领着苗族。现在的苗族知识分子很多（相对苗族内部而言），几乎各个阶层、部门都有人在，可整个的苗族社群却是如此的贫穷，为什么？因为“人往高处走、孔雀东南飞，在信奉所谓市场经济规律的今天成为人们流行的行为规则，于是一些进入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迅速的忘却那些挣扎的乡亲，迅速的忘却了自己的由来。”[1]甚至忘却了信仰及信仰所托付他们的使命与责任。更甚多数的苗族知识分子因只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子，未吃到生命树上的果子而抵触基督教，乃至反教。因为他们不知道“在知识之上，有财富。在财富之上有灵魂。在灵魂之上，有上帝。知识和金钱并不能使人的灵魂得救，这是上帝不死的理据。撒旦的诘难，只能证明不论用愚昧的手段还是想依靠知识来消除差别，维持公平都是行不通的。”[2]因此开展双向教育势在必行。哪双向呢？

（1）信仰与知识结合

什么是信仰及如何信仰？巴特这样告诉我们：“信仰乃是一切宗教的真理，乃是一切宗教的纯粹和彼岸的开端。……信仰就是对匿名之神的尊崇，就是意识到上的和人类、上帝和尘世之间的质的区别而热爱上帝，就是肯定复活乃是世界的转折，就是对体现在基督身上的上帝之‘不！’说‘是！’也就是在上帝面前惊而却步。……我们不要求别人接受我们的信仰，因为如果别人信仰的话，他们和我们一样也要自己承担信仰的风险和信仰的希望。我们要求的是信仰耶稣，我们要求所有人在此时此刻各自所处的生活阶段上信仰耶稣。……信仰对所有人来说同样容易，也同样艰难。信仰永远是同样的‘尽管如此！’同样闻所未闻，同样冒险行为。信仰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意味着同样的困境和同样的希望。信仰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意味着同样的跃入虚空。信仰对所有人都是可能的，因为它对所有人都是同样的不可能。”[3]

信仰里有知识，但知识里未必有信仰。知识与信仰的问题，我们首先来看几乎同时来到乌蒙山区传教，以党居仁为代表的内地会和以伯格理为代表的循道公会的不同宣教理念：“葛布注重灵性方面的修养，对办学校不够重视，星期天做礼拜是全体信徒一起进行，不允许从事任何农事活动。而石门坎则注重文化知识及圣经的学习，几乎全体教徒都上平民夜校，对信徒只要求心诚就行了。星期天可以干农活，礼拜时妇女可以绩麻做针线活。”[4]这两个不同的宣教理念，在当时，的确使苗族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灵性上都得到了更新与发展。可今天呢？这两个宣教方式都使苗族教会呆滞了，苗族这个社会群体也落后了。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知识在许多人那里，成为占有权利和财富的资本，成了拜物教。”[5]过于注重知识的石门坎，解放后许多学子在无神论的指导下用知识武装自己反教，背教，叛教，使原本是基督徒而又贫下的苗族同胞更无依靠；而只重视宗教生活体验的葛布，也因没有知识而使苗族社群停滞于刀耕火种。致使现在的苗族生活几乎都是在凭传统积累的经验，而非科技。

要上帝，还是要知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苗族同胞，也一直未得到解决。难道真的是，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吗？不！我们不仅可以兼得，且得的更丰盛。因为信仰本身就是“知识”，这个“知识”更能激发我们去探求知识。信仰理有知识，知识就能坚固信仰，开拓信仰，弘扬信仰。因此，教会一定要办学。当然，现在的苗族教会不可能有能力办自己的学校，因此我们要变相地办学——我们有相当多的学生在学校里，只要在他们身上播撒福音的种子，就很快会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

“我们教会办学的目的不仅是要培养高中生大学生，而且也要保证他们成为上帝虔诚的信徒。否则，文化再高又有什么意义呢？”[6]有了前车之鉴，相信我们能处理好这个问题。苗族原本就很纯朴，思想单纯，再加上对所认定志向、信仰的执着。只要我们下的力度再大点，花的心思再多点，相信苗族再次复兴的繁荣景象就在我们的努力中。

另一方法是，开办、拓展“主日学”。让孩子从小就受“圣经文化”熏陶，不仅让他们在学识、知识上得以长进，开拓视野，更要让孩子们在身量和灵命也一同长大，得蒙神的悦纳。

（2）苗文与汉语齐抓

“一个民族不仅要有语言，还必须有文字，这个民族的交际工具才算完全，而文字是解除蒙昧 的武器，是通往文明和繁荣的桥梁。”[7]苗族以前可否有文字已无从考察，但自伯格理来到苗族中间，确实以拉丁字母为主，辅以苗族古老符号创造了苗文。使苗族摘掉了无文字的屈辱史。并以崭新的姿态挤身社会。

可今天的苗文已支离破碎，乃至失传。约90%的苗族子弟已成了苗文的“文盲”，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位在搞苗文继承、研究、创新的老人（他们多数为石门坎学校的最后一批学生）外，能熟练通用苗文书籍的寥寥无几。尤其在我们这一代人以下，若老人们都过逝了，那咋办？别人都在为我们急，可我们这些年轻人居然无关痛痒，乃至抵制和撇视苗文。未醒悟的苗族同胞还感受不到“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痛。然而我急啊！我痛啊！痛得我没法呻吟，无处倾诉，无地自容，愧对伯牧和列祖列宗啊！眼看着前人智慧的劳苦与结晶，将被我们这些忘恩负义且冷漠的苗家子弟所败坏，我不能再沉默，非得“骂醒”一些人不可。

现在苗族不仅对自己的文字漠然视之，连汉文也不感兴趣。学习努力的，能读出去的，家庭跟不上——盘不起，家境好一点的又无心思读书。唉！悲哀啊！

现今我感到，又一根刺在深深的扎向我的心窝，使我的心眼看到：“每一个成年文盲、每一个退学学生、每一个未经培养而智力迟钝的儿童，就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控告。我决不回避这一责任。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会自行解决，它们要求我们每个人鞠躬尽瘁、大公无私。我们（苗族）人民有决心以信心和勇气去克服过去的障碍，并迎接未来的机会。”[8]所谓：“人无压力轻飘飘，水无压力不冒流”。民族的苦难让我发现信仰及文化的重要，压力让我去发掘动力，让我去想民族之所想，急民族之所急。

现在，义务教育学校不可能给我们开展苗文课程。那么，苗文的学习自然就落在教会身上。事实也表明，苗族基督徒的苗文传承，优越于不信主的。即：是教会在肩负着这个传承的责任。教会也必须这样做，否则苗文圣经、颂主圣歌等灵修书籍还有谁能读、唱。必须加大力度重修苗文。教会在办培训时，要把苗文也作重点来抓。并提倡使用苗文圣经，（因为现在几乎都没用）用苗文翻译现代的诗歌等。（这一点昆明的苗族教会做得非常好）这种兼用，就能使苗文不致失落，反能盛行。

结语

思想、文化的无根基使苗族非常的念旧、怀古，总是觉得过去好，现在苦，未来太渺茫。对过去是侃侃而谈；对现实则叫苦连天；对未来更是茫然不知所措。即：美好的憧憬是对以往的回味，而非对将来的构思。这一迂腐、陈旧而根深蒂固的恶性循环的思想、举措，严重地阻碍着苗族社群的发展。

回顾历史，“石门坎学校的办学经验之一是：送得出去、请得进来、请进来的也留得下来。”即：“石门坎教育体系不仅是培育人才的摇篮，也是塑造人才的基地。”[1]可而今的苗族山村教育呢？“送不出去、请不进来、请进来的也留不下来。”[2]石门坎办学的成功——那是穷人的学校，他们懂得“为谁办学”。这里提醒了教育部门：“学校如果没有‘为谁办教育’的明确定位和目标，办学就可能脱离贫困地区乡村的土壤，不被村民需要和接受。……所以成功的乡村教育并不是对‘先进’城市文化的照搬照抄和简单模仿，而是结合村民的生活和语言文化进行创新。”[3]

苗族的基督教“信仰受制于思想，从感性退到理性，退到了思想中。换句话说（你的）苗族的信仰就是自己的思想，即：把自己的思想当作信仰。当信仰受制于思想，成为思想时，人就把自己的思想当作信仰。”[4]苗族“教会有不少好的传统不该遗忘，但却遗忘了。有好多不好的传统，不该坚持，却坚持下来。这真叫人无可适从。求神使我们善于思想，殷勤研究，对真道有不偏不倚的认同。孔子的几句话值得我们借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求圣灵引导我们在这些方法上，获得真正的见识。”[5]苗族文化如何在基督教文化，中国文化中崭露头角，是苗族教会和苗族基督徒必须思索、探究的问题。鲁迅说，“旧文章、旧思想，都已经和现代社会毫无关系了，从前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所坐的是牛车。现在我们还坐牛车吗？从前尧舜的时候，吃东西用泥碗，现在我们所用的是什么？所以生在现今的时代，捧着古书是完全没用的了。”[6]我更要说，生在现今时代，却守着旧思想且又迂腐的苗族，更没有用。

苗族要改变现状，溶入现代文明，就必须全面更新思想，而思想的更新必须建基于上帝恩典和基督信仰。这需要更多的苗族基督徒，具有传教士柏格理似的精神，像他那样广传福音、发展教育、敢于奉献、敢于思想，苗族的未来，才有希望。

参考书目：

1、柏格理、王树德、张绍乔、邰慕廉、甘铎理、张继乔 著 东人达、东旻 译《在未知的中国》，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2003年4月第2次印刷。

2、东人达著《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3、张坦著《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199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4、沈红著《石门坎文化百年兴衰》，万卷出版公司，200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5、秦和平著《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模式》，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6、楚雄彝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民族工作委员会 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 编《楚雄苗族史略》，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7、杨大德著《中国石门坎》，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8、李然主编《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名人演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9、王子宁：《基督教文化与滇黔边苗族——浅析基督教文化对滇黔边苗族的影响及当前苗族教会》，四川神学院第三届本科毕业论文，2006年6月。

10、内部资料：《彝良县基督教数百年简史——1906年—2006年》。

吴明节著《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接触点》 道声出版社出版发行 1990年10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