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从1885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基督教新教的英国卫理公会（即循道公会）在我国西南进行了长期活动，尤其以在黔，滇，川毗邻的威宁、赫章、彝良、巧家、鲁甸、会泽、大关、盐津、镇雄、威信、永善、东川、麇连、珙县、高县、古蔺等县广大地域内的影响为大。 当时国内教会界称该区域的宗教、教育中心石门坎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1；（《康藏前锋》4卷3期，1925年。）国外基督教人士誉其为“海外天国”2（《贵阳时事导报.教育建设》第20期，1942年。）；卫斯理宗则将石门坎基地的创始人塞缪尔.柏格理列为包括约翰.卫斯理在内的五大使徒之一3（《在云的那一边－柏格理传记.序言》，伦敦，1948年。）。至今，外国学者仍对这场活动在教育方面作为高度评价：“通过这种方式，在两代人的时间里，苗族几乎成为贵州文化的支撑者。共产党人也很快将那些受过教育的苗族人放在了少数民族组织和管理工作的领导位置上。”4（《中国西南—不合拍的轨迹》，第107页，伦敦，1988年。） 对于卫理公会在中国西南的传教及中国相关各民族的社会改革情况的宣传、研究，一直是西方宗教界和人文学领域不衰的课题。近年来，英、美等国学者更是连续来华进行专访、调查。仅20世纪前五十年中，就先后出版英文本专著十多部；至于相关文章和各类综合书籍中的相关论及则多到难以统计。除了宗教宣传成分外，纪实性的资料占了相当大的部分，具有重要价值，目前仅有少部分在国内翻译出版。英、美等国学者对该命题的评析中虽不乏独到之处，但由于种种局限，对于整个历史过程的动因、客体与主体双方的作用等无法作出较全面的合理解释。 近二十多年以来，国内有不少学者对基督教在滇、黔、川毗邻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进行研究，发表、出版了不少回忆录、论文及专著。其中的回忆性文章保存下来一些史实，某些方面的论述深化了对该命题的认识。但是，因为历史资料缺乏，使整个研究页无法对于事件的动因、中国各族尤其是苗族、彝族群众的主体作用作出全面的合理解释。英、美、法、澳、西等国学者对本命题的研究，往往只看到基督传教士的外来作用，而忽视了中国各族群众的内在作用；只看到传教士的具体作为，而忽视了西方列强对中国殖民侵略的历史大背景；只看到当时中国西南历史与现实的民族压迫现象，而无法理解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的阶级压迫与阶级斗争的道理。因此，一直在“救星说” 1（古宝娟、饶恩召：《苗族救星》，1939年版）的限定内展开。 国内研究的最大困难是记录该命题文献的严重不足。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有人只强调历史大背景，而没有看到该命题的特殊性；有人看到其中在教育和社会改革方面带来的进步，却未能说明隐匿在背后的动因。即无法探明中国各族人民的主题作用，使得我们对于这个在国外具有重大影响的命题的研究显得苍白无力。 本课题的主研人东人达，为本人所带的在读南方民族史方向博士研究生。十五年来，他跋山涉水，走遍黔、滇川毗邻区域的苗山彝寨，在国内外朋友、学者的帮助下，在相关民族工作部门的支持下，从海外搜集到一系列英文原本资料，并辛勤笔耕不辍，终将者国内仅有的近百万字珍贵文献译成中文，成就了专题丛书《在未知的中国》。 该书资料中的《柏格理日记》曾于1991年由贵州省毕节地区苗族事务委员会内部出版，当即背贵州彝学会学术年会列为推荐学术研究资料。这些文献被苗学学者认为是研究苗族历史的“失而复得的无价之宝”。 图片 张道惠与夫人安妮.布莱恩（1927年） 《在未知的中国》的出版，将填补一项资料空白，并为我们全面勾画出基督教循道公会在黔、滇、川毗邻民族地区传播的整个理事国成；对这场西南各族群众的宗教与社会改革运动的历史背景、主要动力、主题力量、国内外影响及本身所赋有的特点，作出恰当的，以令国内外人士信服的分析和评价奠定扎实的基础。 对国内外资料的广泛占有，有利于我们复原历史原型，形成历史认识，澄清某些模糊观念。通过《在未知的中国》，本人认为：中国苗族、彝族与汉族群众在这场长达半个世纪的宗教与社会改革运动中，起到了主体与决定性的作用，并使这场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进步作用。 出身于19世纪中期英国无产者和小私有者阶层的以柏格理为代表的英国卫理公会的一批传教士，史西方殖民和他们本身阶级性矛盾的产物。历史大背景不容否认，而他们本身的阶级性又赋予了这批人与同时代带着流血和野蛮性入侵中国的外国人不同的反常性，毕促使他们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外因性的重要作用。 以石门坎为中心的黔、滇、川毗邻地区循道公会的教育体系，史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大成功创举。它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使上万 名各族群众就地接受规饭的初等教育，为苗族、彝族培育出一批中、高级知识分子。其中把学校办到山寨、充分发挥当地人民的积极性等经验尤值得借鉴。 《在未知的中国》的付梓，使本人欣慰看到对于基督教新教在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历史影响的研究方面又迈出了一大步。并希望在此基础上，不断有更好的成果问世，以发挥我们在国内外学术界应该发挥的主导影响。 中央民族大学 胡绍华 2001年11月 北京 译者说明 1987年暑假期间，译者第一次寻访道扬名中外的贵州威宁石门坎，亲手拂去1916年8月10日光华小学苗族师生所立《溯源碑》残碑上的灰尘。映入眼中的是多少了解一些苗族现任五千年悲壮坎坷历史的催人泪下的凄怆语句：“我们苗族实实际际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祖先们长期住在中原地方。祖先们有歌唱：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以后变成了荒野的人，国家和政府没有哪一个管理。” 当夜，呼啸的山风竟吹动拳头大的鹅卵石在平房屋顶上滚来滚去，隆隆作响；次日，从垭口寻访当年的韩正明校长回来，石门坎苗族中学的王建荣老师给我们端来半盆珍贵的洗脸水，我们一行三男一女的一位老师和三个同学，谁先洗？只好在我的一声令下，四人一起将各自的毛巾摁入水中。置身于20世纪80年代，这里却没有点灯，没有电视。能在石门坎长期坚持下去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是有神论者、还是唯物主义者，需要何等的勇气与奉献精神？ 当年与柏格理一同苦心营建滇、黔、川宗教与教育中心石门坎的张道惠（Rev.Harry Parsons）牧师夫妇之子,今日英国苗族语言和文学专家张绍乔（Rev.R.K.Parsons）先生于1989年1月曾馈赠译者英文原版《柏格理日记》一部，本人即试出其中一章《土目.苗寨——柏格理1906年日记》，刊于《毕节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上。 阅此文后，黔西北和滇东北著名苗学学者杨忠德先生1990年12月9日致书本人，请代为寻觅并翻译塞缪尔.柏格理（Samuel Pollard）的《在未来的中国》、《中国历险记》，王树德（William H.Hudspeth,即威廉.哈兹佩斯）的《石门坎与花苗》。杨先生说这些书中所保存的民族研究资料，因为历史的原因，现于国内已不复存在了，很有借鉴的必要。 后来，黔西北苗学专家杨忠信先生指出，柏格理的《苗族纪实》也务必要找回来。 一诺千金亦千钧，受此谆谆嘱托以来，转眼已是十余年的时间。岁月沧桑，这部关于以石门坎为基地的近现代滇、黔、川毗邻地区苗、彝、汉等各族群众社会、教育、宗教改革运动的资料性丛书终于要付梓了。 想完成者个课题，首先须搜集语文资料。对于这些半个世纪以前甚至20世纪初出版的书而言，不仅国内没有，即使在英国亦如 这套丛书共收录七部相关资料，分别是： （1）塞缪尔•柏格理《中国历险记》。1908年伦敦版。专记柏格理本人1887-1908年在华的各种经历，该书的特色在于突出某事件的全过程，突出对于云南昆明、昭通、四川凉山及贵州西北等地汉、彝、苗等族社会与文化背景的描述。 （2）塞缪尔•柏格理《苗族纪实》。1919年伦敦版。记述1904-1908年间，近代“苗族文化复兴的圣地”石门坎营建过程，以及西南相关地域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状况。 （3）塞缪尔•柏格理《在未知中国》。1922年伦敦版。以作者在长江全流域水道的旅行、1903年四川凉山彝族区域行记和在黔西北与滇东北的大量社会调查为主要线索，记述了近代西南彝、汉、苗等民族历史、经济、交通、文化、习俗等详尽情况。 （4）王树德《石门坎与花苗》。1937年伦敦版。记载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石门坎教会、教育的兴衰，由于作者身为文学硕士，更着意从学者的角度反映西南民族状况。 （5）埃利奥特•甘铎理《在云的那一边——柏格里传记》。1948年伦敦版。全面反映了柏格理一生在中国的活动，尤其是他与西南地区苗、彝、汉特民族群众推行社会、宗教、教育改革的事迹，同时着重对历史背景的介绍，保存了不少历史资料，并有不少有见道的分析。 （6）塞缪尔•柏格理撰写，埃利奥特•甘铎理编辑的《柏格理日记》。1954年伦敦版。是从柏格里在中国二十九年的日记中精选出的一部分。这份第一手资料，可以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西南的缩影。从地域上讲，它东起黔西北、西达昆明、南到河口、北迄凉山；从内容上看，它是近代滇、黔、川等地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宗教、民族风情、民族关系和阶级斗争等情况的全面详细记载。 （7）张绍乔、张继乔的《张道惠夫妇在石门坎》，2000年撰写。两位作者虽已高龄，仍应译者要求，写出这篇对石门坎1904-1926年情况的回忆文章，据实以书，填补了一些空白点，澄清了相关史实。 关于塞缪尔•柏格理的生平，欧内斯特•柏格理博士曾为本人提供《塞缪尔•伯格理年谱》一份，现抄录如下： 王树德在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因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对伯格理的仰慕，于1910年加入石门坎的服务。当伯格理逝世后，成为他的继任者。1936年调任驻上海的英国于海外圣经公会秘书之职。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树德逗留于武汉，因救助中国难民，被日本侵略军逮捕，送入上海浦东战俘集中营做苦工。日寇投降后，他方得以垂暮之躯返回英国。 甘理亦在中国服务多年，其中曾在贵州威宁主持过崇实中学。返回英国后，一直致力于促进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他对中国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长期致力于促进中英友好。 张绍乔，张继乔两先生为张道惠夫妇的孪生子。生于昭通，长在石门坎，回英国接受教育后又来云南、贵州从事教育、传教活动。近几十年来一直从事苗族文字、文学研究。热心关注西南少数民族事业的发展。 七本书的作者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长期在黔、滇、川毗邻的广大区域内长期从事各民族的传教、教育及社会改革，既是历史活动的实践者，也是历史事件的记录者。 这套史料性质的丛书，其作者自然都是特定的历史的人，在他们身上，既有突破地域束缚的远见，同样也保持着时代与文化的局限性，可谓充满合情合理的矛盾。 作为时代的大背景，既如《共产党宣言》所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虽然远在十多个世纪之前，《新约•马可福音》中的耶稣既号召信徒们：“你们要到世界各地去，向全人类传福音。”但是若没有1840年大英帝国对中华天朝的炮声，耶稣的这些信徒决不会跑到大清境内云南的昆明、昭通，又登上四川的凉山，再跋涉到贵州的石门坎。即这是一个对于整个中华民族而言的遭受西方列强蹂躏的屈辱时代。 虽然他们在汉人城镇难免无一例外地被称之为“洋鬼子”，但却都出自于劳动者阶层，具有与他们的同胞颠地、义律之流截然不同的感情.他们痛恨鸦片贸易，憎恶在长江口横冲直撞的列强炮舰,谴责腐败的封建官吏、凶残的地主阶级,同情受压迫、被剥削的各族群众，并为辛亥革命的胜利而欢呼。 另一方面,表现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上.他们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发现并虚心学习中国各民族的优点和长处，真心作中国人民的朋友.不过，同时又在不少问题上,往往带着西方人的眼镜来观察，或以当代西方标准来评价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曾走过的进化历程,得出偏颇以至错误的结论。 他们是基督的信徒,是有神论者,书中自然处处是宗教的语言。然而，他们从事的是现实社会的实践与改革，就使他们的思路有时不得不按照唯物的轨迹运动。如伯格理1913年9月1日的日记：“只是到了现在，我才开始理解到,这些民众中的不少人正处于多么可怕的贫穷状态。我平时也知道他们穷,但却只是在此刻才体会到他们实际的贫穷程度。近来，经过了几次如同刚才我在苗族人家里看到的情景后，我感到无比的气愤和棘手.难道从来就是这样吗？如果我宣讲在天国里没有财主的位置，群众可能嘲笑我们像是在另一个世界里讲话，而他们在人世间到底有什么机遇呢?新中国建国伊始，当西南尚未解放时，甘ZE理即预言，成千上万的农奴会像当年皈依基督教一样，转而狂热地信奉共产主义，“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是为了全人类的话是真的,而他们所失去的只是自己身上的锁链。”1（柏格理日记•后记） 因此,既然这是一套原本的历史资料,译者的主流愿望即将它尽可能原原本本地交给读者们去评判、取舍。 由于原书的文字，是由一个世纪以前的英文写成,而且其内容从时间上跨越古今，从地域上涉及全中国、全世界，翻译难度很大.为解决一个难题，往往需要数小时、数天、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 比如： “canque”一词，不存在于读者能看到的任何当今字典，最后在毕节师专英籍教师罗素•摩根和吉尔•曼彻斯特(Russell Morgan/Jill Manchester)的帮助下，才确认了它“木枷”刑具的意思，而在两位外教的字典里也找不到这个单词；关于“samshu”直至查到商务印书馆七十多年前首次出版的<韦氏大学字典>后方知他是中国的”三烧’酒。 地名，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往昔地名也往往是令人困扰的问题。如“桃甜扒”乃“稻田坝”，是译者威宁中水的回族学生张燕给琢磨出来的；就英文意思而言“中途店”绝对不错，但又绝对不会是滇东北的地道地名，苗族学者杨忠伦先生终于推敲出是“YAO店子”；彝族学者马昌达则考证出<伯格理日记>中反复出现的“老洼塘”为“老鸦滩”。一些专有名词，如苗族的“燕麦炒面”，以往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人，都按英文单词本意译成“燕麦片”，还是经杨忠伦先生指点后，方恢复了它中国西南韵味的称呼。 在翻译技巧的处理上，尚有几点说明： 作者有些地方的观察失误，有的地方记载有误，或由于时代的、知识的局限性而产生的没有充分论据的结论，作为历史的产物，就一并保持原书的原貌；书中涉及到的许多苗、彝、汉等族人名，一般根据读音和有关汉文文史资料译出；各种资料中，以《威宁县宗教志（初稿）》为主，且因该资料多出自原始名册；关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作者将中国、汉族及中国人、汉族人一般都以“中国、中国人”统称之，因此在翻译时，只好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区分； 作者在一些段落中，使用了用拉丁文字母拼读的苗语、谚语、话语名称的语音，凡遇此处，均保持拉丁文拼读原貌，请读者不要误以为是新苗文； 关于注释，原书中引用西方社会、历史、宗教方面典故颇多，且度量衡多用英制，为方便读者，在必要处加有注释或度量衡单位换算；由于部`````较大，同一注释有时有意重复出现。而英文原作的作者或编辑本身就有一些注释，因此，译者的注释后面均加“----译者”以示区别：
《柏格理日记》原书直译名是《土目----柏格理日记》，译者认为，以“土目”作该书的书名不尽恰当，故取副标题为中文版书名。 在前六本英文原版书中，附有约五十幅当时的照片，皆为几位作者和他们同事的作品，但大多没有具体署名，有若干幅已模糊不堪，此次尽量选择较清晰且又较具有代表性的刊出。另外，特邀张绍乔先生、艾莉森教授提供了张道惠夫妇、甘铎理先生的照片。 虽然竭尽全力，书中仍不免存在种种不尽人意甚至错谬之处，诚望各界同仁、朋友予以指正。 在进行《在未知的中国》课题的十几度春秋中： 得到了中央民族大学胡绍华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向红笳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刘爱兰副教授、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康健院长、全国人大代表安毅夫先生、贵州省人大禄文斌副主任、河北大学漆侠教授、河北大学乔明顺教授、北京广播学院郑宣沐教授、云南省昆明吴醒夫、老校长、贵州省毕节地区民委陈长友主任、贵州省毕节师专吴应杰书记、毕节师专吴清融副校长、毕节师专严大启校长、毕节师专郭厚方书记、毕节师专屈义玄校长、毕节师专糜崇琦校长、毕节师专学报敖行维主编、毕节师专陈其心先生《“窄门”前的石门坎》作者张坦先生、重庆师专钟建昌书记、重庆师专颜敬先校长、重庆师专刘定云书记、重庆师专徐明副教授、重庆师专戴伟副校长、重庆师专学报夏明宇主编、重庆师专西南民族研究所马廷中、向中银副校长、重庆三峡学院伉大林书记、重庆三峡学院吴铁卿院长、重庆三峡学院科研处王晓初处长、〈〈贵州文史丛刊〉〉何萍编辑、贵州〈〈威宁报〉〉报社冷智副校长、云南昭通黄桂英牧师、香港中文大学张慧贞女士等人的各种支持和帮助，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得到了贵州省苗学研究会李廷贵会长、全国人大代表杨汉先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王德光研究员、贵州省毕节地区行署杨智光副专员、全国人大代表李学高先生、云南省昭通地区人大共委张荣副主任、昭通地区民委王明高主任、毕节地区苗学研究会黄昭臣会长、毕节地区民委李羡道副主任、毕节县民委李大明主任、贵州省威宁县杨忠德先生、石门坎民族中学张恩德校长、〈〈苗侗文坛〉〉扬鬃主编、云南省彝良县文化馆杨忠伦先生、石门坎光华学校第十六批毕业生朱爱光先生、昆明苗学学者杨泽荣先生、出身于云南威信的农奴女并毕业于石门坎光华学校的艾新秀老师、贵州省威宁县政府宗教科杨德友科长、重庆三峡学院民族研究所杨忠信特聘研究员（威宁民族中学）、石茂明特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杨大德特聘研究员（贵州日报社）等人的各种鼓励和指导，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少年易老学难成，在此期间，杨忠德先生、甘铎理、康健院长、张恩德校长、欧内斯特•柏格理科博士杨汉先生先后不幸作古仅借此机会，表示无尽的思念！ 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和历史系对本课题十分支持，为课题的进行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特表示衷心的感谢！ 云南民族出版社对本课题高度重视，为课题成果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特表示衷心的感谢！ 重庆三峡学院将本课题列为重点项目，拨出专项课题经费，为<<在未知的中国>>的完成与出版奠定了基础，特表示衷心的感谢！ 贵阳著名文化企业翰林茶院向本课题慷慨捐资，以促成这项千秋功业之举，特表示衷心的感谢！ 英国赫尔大学的艾莉森•刘易丝教授向本课题慷慨捐资1600英镑，特表示衷心的感谢！ 十载寒暑，长夜孤灯，为谁辛苦为谁甜？惟愿我西南各兄弟民族的经济、文化事业更加繁荣昌盛、日新月异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 博士研究生 重庆三峡学院民族研究所 所长、教授 东人达 2001年11月 于中央民族大学12号楼113室 |